世纪八十年代，陕西老太太张春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她叫来了自己的八个子女，随后将一封泛黄的信件交到了他们的手中。原来，她就是国民党四大美女特务之一张春莲！
1918年，张春莲出生在河南商丘一个叫张楼的村子，家里穷得地无一垄，全靠她爹给人家扛活挣口吃的。她娘一口气生了七个娃，活下来的只有三个，张春莲是老幺。七岁那年河南大旱，颗粒无收，她爹挑着担子，一头是铺盖卷，一头是她，走了三天三夜把她送到商丘城里一户开粮行的孙家，换了三斗高粱。
孙家明面上是买卖人，暗地里跟当地的帮会势力有勾连。张春莲在孙家名义上是丫鬟，实际上什么活都干——白天在柜上帮着过秤记账，晚上伺候孙家老太太洗脚捶背。孙家的账房先生是个落魄秀才，见她机灵，闲着没事教她认字打算盘，几年下来她倒能看报纸写信了。这段经历后来成了她保命的本事。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日军沿着平汉线南下，商丘眼看保不住了。孙家带着细软跑了，把张春莲和几个下人扔在城里不管。她跟着逃难的人群往西走，半路上碰见国民党军在招人，说是办了个“战地服务训练班”，管吃管住还有津贴。她想都没想就报了名，那一年她十九岁。
训练班设在洛阳，对外叫“战干团”，实际上是军统的外围组织。张春莲在那里学会了发电报、拍照、格斗、化装，还学会了怎么在酒桌上不动声色地把人灌醉套话。她天生是块干这行的材料，学什么像什么，三个月集训下来，三十多个女学员里她排第一。
结业那天毛人凤亲自来了。那时候毛人凤还不到四十岁，白净脸，戴金丝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，看着像个教书先生。他把张春莲单独叫到办公室，盯着她看了半天，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跟我走。”
1940年张春莲被派到上海租界，化名“白露”，以舞女身份在百乐门活动。她的任务是接近汪伪政权的几个要员，摸清日伪在上海的特务网络。那一年她二十二岁，穿一身月白旗袍往舞池边一坐，不用说话就有人凑上来。三个月时间她拿到了伪特工总部76号的人员名单和电台频率，通过秘密渠道送回了重庆。这份情报直接导致了76号在上海的三处秘密据点被端掉。
毛人凤对她越来越看重，两人的关系也从上下级变成了情人。但张春莲心里明白，毛人凤这个人翻脸比翻书还快，今天把你捧上天，明天就能把你踩进泥里。果然，1942年戴笠到上海视察，在百乐门见了张春莲一面，第二天毛人凤就笑着跟她说，戴老板身边缺个机要秘书，你去吧。
张春莲在戴笠身边待了四年。这四年她干得最多的事不是搞情报，而是处理戴笠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关系。戴笠这个人有个毛病，见一个爱一个，但又极其多疑，身边的女人稍微有点不对劲他就起杀心。张春莲替他处理了好几桩这样的事，手法干净利落，戴笠对她颇为满意。
1946年3月17号，戴笠的飞机在南京岱山撞山坠毁，机上人员无一幸免。消息传来时张春莲正在重庆，她愣了片刻，随即开始烧文件。她太清楚了，戴笠一死，军统内部必然大洗牌，她得赶紧把自己撇干净。
果然，毛人凤接掌军统后第一件事就是清洗戴笠的旧部。张春莲被调到了档案室，等于坐了冷板凳。毛人凤对她避而不见，偶尔在走廊碰上了，也只是点点头就过去。到了1949年初，南京城里已经能听见江北的炮声了，军统的人都在争船票往台湾跑。张春莲找到毛人凤，毛人凤靠在皮椅上抽着烟，递给她一封信，说你去陕西，那边需要人，等我们打回来。
张春莲接过信的时候就知道，自己是被扔掉的棋子。她没吵没闹，当晚就收拾东西出了城，往西北走。路上她碰见过从前一起受训的姐妹，对方问她去哪，她说回老家。
到了陕西她先在风陵渡口的小旅馆里住了半个月，每天坐在黄河边上看水。后来身上的钱花光了，她沿着河往北走，走到柳树坪实在走不动了。村里有个三十多岁的老光棍叫王满仓，看她一个女人孤零零的怪可怜，收留了她。第二年两人结了婚。
张春莲跟王满仓过了三十多年，种麦子、栽红薯、养鸡喂猪，日子过得紧巴但踏实。她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以前的事，连梦话都不说。村里的媳妇们有时候凑在一起闲聊，说起当年抗战时候的事，她就在旁边纳鞋底，一声不吭。
1983年全国严打，村支书有一次喝多了酒跟她开玩笑说，老王嫂子，你这口音不像咱陕西人，该不会是台湾派来的特务吧。张春莲笑着骂他放屁，转过脸去手抖了半晌。
1985年冬天张春莲病倒，从确诊到走就一个月时间。她把信和相片交给儿女们的时候说，妈这辈子对不起你们，瞒了你们这么多年。老大大名叫王建国，听完闷头抽了一夜烟，第二天一早就骑着自行车去镇上给县公安局打了电话。
公安局来人调查了一个星期，从档案库里翻出了当年军统的部分资料，确实有“张春莲，代号野蔷薇，1949年4月派往西北潜伏”的记录。但查来查去，她这些年一没发展下线二没搜集情报三没跟境外联系，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。最后上面给了个结论：既往不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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